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也已经突破了工农联盟，我们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好。

我们要真正实现从严治党，必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要求，更是真正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权利是根据民主能力被逐渐赋予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利维坦。

张三用一把斧头换李四的两把镰刀是因为在张三看来两把镰刀的价值比一把斧头的价值大，李四认为一把斧头比两把镰刀的价值大，张三和李四交易之后都得到了比交易之前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交易是增值的。列宁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实质上就是民主之后的专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太提革命，代之以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巨大进步。从严治党要求违法必究、违规必究，违规必究要求党规是可以执行的，党规是可以执行的要求我们要将共产党员当作人来看，只要是人就有名利，只不过不同的人的名利不同而已。没有相应名利的激励，先进分子会退党和不愿意担任公职，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将越来越差。

政党是大众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因代议制政府和19世纪选举权的逐步普及而产生的，政党一般是通过选举竞选掌握执政权力的，各个党派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纪律行为，掌握执政权力的政党通过派驻党员进入政府各部门，政府官员按照国家法律行事，可以说一般国家政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是分离的。3.1.2.3 兄长当家与先进治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绕，老百姓记不住，老百姓可能记得德、智、体，老百姓只能看到身边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干部。[14]细心的观察家或许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这一概念强调了法治对于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当下、特殊和本土等面向，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另外话语表达，法治中国概念应与抽象的法治国家加以区分，也要与其他国家的法治拉开距离。

[14]《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5]关于代表制民主和代理制民主的异同及其民主旨趣，参见贺海仁：《双重代议民主制》，载贺海仁：《法人民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人在观念上多有家和天下的意识，缺乏国家意识，阻碍了公民身份认同在国家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国家和政府的法治建设固然重要，但缺乏对执政党和社会的法治建设，构建法治中国的整体性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外人不是家人，更不是自己人，在极端情况下，外人是敌人或可能演变为敌人。

[34]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重要立法如民法通则等，就确立了在适用法律时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优于国内法的原则。这就是说，从执政党的内在视角看，党章及其党法党规是遵从宪法法律体系的第二规则，而不是最终的承认规则。[6]对法治重要性的考虑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诉求，对法治优先论的倡导可能是对民主政治延缓的策略性主张，但法治先行论和民主先行论以及民主法治并行论无疑都提高了法治的地位。只有使执政权力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才具有完整性。

（2）世界贸易组织随着成员国的增长越来越成为有权威的世界性经贸组织，它在确立成员国之间的货物、服务、知识产权及其争端解决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框架。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从清朝中叶、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与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掮客阶层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有效成长的重要因素。总结以上的讨论，执政党关于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依法保卫社会的落脚点仍然在维护社会的自足、自治和自发的自有状态。

【摘要】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中国社会没有自然法传统，也缺乏包括对自然权利、自然理性等概念的认知传统。

应当看到，国家主权至上信念受到动摇具有复杂的全球化动因，绝非全球规则的单一视角所能解释的，但全球规则无疑是制约国家主权最为规范的因素，只有立足于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规则，对国家主权的合理限制和法治化运作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文化解释捍卫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在极端意义上或许被解读出它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性。

[22]任剑涛：《胡适与国家认同》，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托克维尔反对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由政府享有，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管理，既形成政府集权又形成行政集权的局面。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35]主权国家以自我立法的方式接受国际法的约束以及对其主权的限制并没有一个刚性规范作为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公约并非像国内法那样获得普遍的执行力。国家仍然处在以一党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政治僵局中。社会是受法律保护的自治体系。

重要的是，政府集权是国家兴盛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为此断言：我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8]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形成了有别于分封制的郡县制统治模式，在最高统治者与普通的臣民之间建立了非人格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专制是集权的表现，但集权并非一定导致专制，专制是不受制约的集权，笔者的这种认识受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启示：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是两种不同的集权形式，前者处理的是全国性的普遍性事物，后者处理的是地区性的特殊事物。

[33]对于锲入全球化运动的中国而言，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历史意识，而是要在保持中国特色前提下如何主动介入全球化进程。[25] 以上的讨论表明，从公民共同体角度理解中国是形成国家法律秩序及其内在规范的逻辑前设。

政治中国是从中国国体出发，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视角将中国阐述为人民的国家。[10]更为重要的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执政党从内在视角对宪法和法律做出的最终的承认规则陈述，这一陈述与外在视角的主体认可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的陈述是一致的。法律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标准。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

[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19]秦晖认为，皇权不下县的主张有可能为国家有权无责提供合法性根据。

[1]当代执政党法治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基于社会主义规范建设的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国家法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眼中的当时中国是有别于现代国家的乡土中国，对于现代国家的人来说，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

在宪法法律体系给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执行法律的层面，只有在这一层面，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才能体现出共同建设法治的共性特征。在国家领域及在执法层面，执政党行为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法律标准。

法治中国是法律下的中国，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场景，呈现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法治观的精神面貌，为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讨论法律下中国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预设。[18]在历史上，对家族或一家一姓王朝的忠诚掩盖了对国家的忠诚。（一）作为社会共识的执政党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治观不同于其作为革命党的法治观。人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特定共同体，它在最大程度上吸收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外的阶级或阶层并组成人民的统一战线。

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公民是拟制的法律之人，获得国籍的任何人都是公民，这就排除了任何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而获得了在一国范围内平等身份的资格。

纳粹德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有法制而无法治，其原因在于真正的法治国乃是法律之下的国度。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何为天下之法和公天下都或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当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等公共性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既遵循同一的法治规则，也共同服务于一个终极目的，尊重和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

(责任编辑：宿迁市)